20世纪最初30年是中国近代以来大规模海外新加坡移民移民之高潮期，30年间仅入境新加坡的移民人数即达580多万人，其中三成左右留在了新加坡。[151移民人口的迅速增加，对包括闽帮在内的各宗乡社团组织在诸如教育、慈善、福利乃至捐助家乡和祖籍国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受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科学和民主思想在海外华人中得到传播。在此背景下, 华人社团组织开始出现转型，由会员选举产生的、具有较高组织效能的“科层化”会馆组织开始出现于新加坡。福建会馆是其中最早的实践者之一。1927年，时任闽帮道南学校总理的陈嘉庚向福建会馆主席薛中华的领导地位提出公开挑战，福建会馆进入到为时一年半的改组时期。
       （一）陈嘉庚与福建会馆的改组
    福建会馆的前身是天福宫。一般认为，福建会馆作为闽帮总机构的组织名称始于1915年。在此之前，天福宫内附设会馆，但总机构是天福宫，17帮领导人在社会上的公开身份亦为天福宫董事、协理。至1915年，担任天福宫大董事的薛中华向殖民地政府申请豁免社团，采用“天福宫福建会馆”的注册名称，“福建会馆，四字方见诸于文字。福建会馆作为闽帮总机构的历史约于此时开始。
    根据杨进发的研究，在薛中华主政之下，福建会馆组织架构基本沿袭天福宫，会务与天福宫时代相比亦无太大起色，权力掌握于极少数富商手中，且没有会员制度，缺乏会议记录，收支帐目不清，领导成员之间也没有明确分工。[17]组织方面的极端涣散，致使闽帮组织不能因应华侨时代的要求，在社会公益、教育乃至捐助家乡和祖籍国等方面发挥尤其是作为一个大“帮”的应有效能。此种“颓唐之象”，遂激起陈嘉庚改组福建会馆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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